纸钞VS国债：中西方金融的分野
到了南宋末年，蒙古铁蹄南下，朝廷国库羞涩，为了筹措军费干脆印纸，这就是纸币会子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会子不同于四川的纸币交子。后者是因为四川没有铜，最初铸铁币来代替铜钱，但由于铁比铜更重，更加不便于携带和流通，于是，民间使用铁币作为储备，发明了纸币，实际上是一种金属货币（铁币）本位的纸币，纸币跟铁币保持一对一的兑换比率。
后来朝廷学去了，开始发行官方纸币。一开始还是有金属货币作储备的。但后来不断放大杠杆，最终干脆不考虑金属货币储备直接放手滥印，从而造成了纸币泛滥，成了废纸。
但当时蒙古大敌当前，政府也没有办法。
丘吉尔在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说过：我们从来不认为货币成本是能够限制军队补给的一个因素，战争期间，货币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打赢仗才是；但是从战争停止的时刻起，就应该将货币成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丘吉尔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就在南宋与蒙古大战，最后被迫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同时，西方当时有一个海上强国——威尼斯国（不是今天的威尼斯市，疆土面积比今天的威尼斯大得多）——同样面临热那亚、拜占庭的联合夹击，它也面临筹措军费问题，但它是一个半民主（有产者有投票权）、有议会的城邦国，因此不能像南宋那样走上发钞的道路（议会不允许国王滥发钞票来洗劫自己）。
威尼斯城邦的议会同意国家通过举债的方式来筹措战争经费，用税收作为背书。于是，威尼斯国第一次通过举债的方式应付了战争，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国债出现了。
就在威尼斯国发行国债的当年，立刻出现了国债二级市场。国债二级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又增强了政府发债的能力。
中国为何没有走上国家举债筹措军费的道路？
实际上，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就相当于当时秦国国债的承销人，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想想沈万三是怎么死的，胡雪岩什么下场！
沈万三借钱给朱元璋修南京城，修完之后你还想管皇上要钱？拉出去斩了！
对国王权力有所制衡，才能发行国债。当皇权不受任何制衡的时候，所谓的发债就是摊派，债主最后想要钱就别想要命。
当然，西方能够发行国债，除了议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力量强大，精英在民间。
而中国在科举制度下，民间精英都挤破脑袋进入仕途，特别是从宋朝开始官户不交税，而且宋朝官员的俸禄之高空前绝后，于是大家都拼命考科举。
在西方，国王的对立面除了广大人民，还有一大堆精英；在古代中国，精英都站到皇帝那一边去了。
当然，中国的科举打破门阀制度，在社会阶层流通方面发挥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远远领先欧洲中世纪的重要原因。
但是，福兮祸所依，欧洲一直没有科举制度，社会阶层固化，民间精英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僧侣，做教皇，更多的人选择当商人，出海贸易，开银行，搞金融。
这些社会精英都是纳税人，而收税的一方（国王或公爵）没有那么强大，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分野：中国王权继续滥发货币，人民艰苦抗争。
尤其到了明朝时期，老百姓缴税用真钱，政府花钱用纸，简直就是纯抢劫。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效仿朱元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不要脸的发纸抢劫人民的就是他。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时，下令所有人民家里不许有金银和美元，必须交给政府换取金圆券，当然他们也承诺无限法偿，但是硬通货都用作军费花完了，谁给你无限法偿啊。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历史课上学的，扛着一麻袋金圆券换一升大米的景象。
与国民政府金圆券相似的是德国魏玛政府，但无论是南宋、元、明，还是魏玛政府，都只是滥发纸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强行要求所有人都将金银上缴国库。而到了蒋介石那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不上缴硬通货，都要被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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