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少明
2024年7月，张俪照例回了趟老家。
父亲正端着一碗白粥，小口往下咽，吃得很慢。70岁的老人，瘦得只剩九十多斤，“皮包骨一样”。
“怎么不吃饭？”张俪下意识地问。父亲停了一下，低声说：“吃不下去。”
张俪心里一沉。两年前，父亲“一下子瘦了十多斤。”家住医院对面，听医生朋友科普过不少，她直觉不对，劝父亲去做胃肠镜。
但父亲认为只是“牙疼”“吃得少”造成的。张俪前后跑了四五趟，软磨硬泡，最后父亲只愿意在老家的小诊所看看，医生开了点止疼药，检查始终没做成。
这次听到“吃不下去”，她不再商量，直接把父亲带到市区医院。
胃镜做到一半，医生突然喊：“家属进来一个。”
张俪心里“咯噔”一下：“那个语气我听得出来，正常做胃镜不会叫家属。”
医生说：“是食管癌，晚期，一年不到。”她当场愣住了。
父亲确诊的，是食管鳞状细胞癌。
食管癌是全球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1]，主要在东亚地区高发，而中国在东亚地区承担着最沉重的疾病负担。
全球每年新发约51.1万例，死亡44.5万例；其中中国新发22.4万例，死亡18.7万例，分别占全球总数的43.8%和42.1%，发病与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2]。
鳞状细胞癌（即食管鳞癌）和腺癌是食管癌的两种主要病理学类型，与欧美以腺癌为主不同，我国约九成患者为鳞癌[1]。然而，针对食管鳞癌这一中国多发癌种，国际研究关注和药物研发投入相对有限，治疗探索进展缓慢。巨大的临床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更现实的是，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到晚期。
“食管癌症状比较隐匿。”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曹国春教授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工作三十余年，是江苏省肿瘤医院食管癌和头颈部肿瘤多学科诊治（MDT）团队的领衔专家之一。
他在临床中观察到，“（食管癌患者）到医院来检查时，肿瘤分期基本是二期以上。到我们这来看诊的，三期以上的（人群占比）接近60%—70%”。
晚期食管癌的治疗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过去，医生手中的武器十分有限——早期手术，晚期放化疗。“缺少有效的系统治疗，预后非常差。”曹国春教授回忆。
张俪父亲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困境。
01：放化疗之后，还是转移了
父亲从胃肠镜的麻醉中醒来时，张俪和弟弟已经哭过了。他看了一眼两人，问：“是不是不好的病？”
张俪没有回答。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把我送回家，不看了。”
那天晚上，张俪几乎没怎么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对父亲说：“我们去南京。”
“谁说没得治了？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的话，让张俪重新看到了希望。
治疗随即开启。先是42天的住院放疗，弟弟请假陪护；之后，张俪接替，每月陪父亲去南京化疗。
父亲不善表达，张俪问他：“化疗难受吗？”再不舒服他只说：“有点。”张俪不知道能做什么让父亲好受点，就买橘子水给他“甜甜嘴”；输液的时候，不断给他递吃的，“转移他的注意力”。
化疗做了四次，父亲总是提不起力气，只能躺在床上。张俪不敢让他一直躺着，偶尔也扶着父亲到家门口坐着。
对于像张父这样不可手术的晚期食管癌患者来说，同步放化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
十多年前，这类患者的治疗更为艰难。
曹国春教授亲历了那段“无标准、无药物”的灰暗时期。“当时几乎没有专门做食管癌的内科医生。一线治疗都没有什么标准治疗方法，更不用说二线了。”他坦言，“如果患者已全身转移或者因肿瘤进展导致进食完全梗阻，预后非常差，一般只有两三个月。药物选择也十分有限，更多时候只能进行姑息性治疗。”
直到免疫治疗出现，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成为主流，患者的生存时间得到延长，曾经的治疗瓶颈被部分打破。
但长期扎根食管癌临床治疗的曹国春教授并未就此乐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线免疫加化疗的患者中，80%—90%的患者会在两年内复发。也就是说，一线治疗后的复发和进展，依然是临床绕不开的难题。”
一线方案并没有为张俪父亲争取到太多的缓冲时间。
2025年正月，父亲告诉张俪，他“肩膀疼”。“我爸难受得不行啊。”张俪回忆，那种痛几乎没有停下来过，“一天到晚不间断地疼，饭也吃不下，觉也不能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
她带父亲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看着片子叹了口气：“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张俪一时没有听懂：“跑到哪里了？”
医生告诉她，肿瘤有多处淋巴结转移，其中包括肩膀。
当疾病出现进展，意味着原有治疗方案已经失败，医生建议只能再次放疗。
02：新的治疗窗口
面对再一次的放疗，张俪心里没有底，一线治疗结束后，肿瘤还是转移到了肩颈：“放疗了这里，它又跑到那里，那咋办？再放疗啊？”
在她反复追问“还有什么办法”之后，放疗科医生告诉她肿瘤内科正在进行一项针对食管鳞癌的三期临床研究，可以考虑一下。
张俪没有立刻答应。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样的研究多少带着一点陌生和忐忑。亲戚们也担心：“这个是做科研呐，你想好了？”
辗转反侧了几个夜晚，最终，她替父亲作了决定，再争取一把，“我跟我爸说，爸爸，我给你作了这个决定，你有什么事不要怪我。他说，不怪我。”说到这些，张俪有点哽咽。
之后，父亲接受了一系列检查。结果显示，符合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2025年6月，他转到曹国春教授所在的肿瘤内科，正式入组。
在曹国春教授看来，这次入组，对张俪父亲而言，并不只是多了一种治疗选择。
“对患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曹国春教授解释，张俪父亲此前属于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多处淋巴结转移，已经无法手术，因此接受了同步放化疗加免疫维持治疗。但再次出现转移之后，继续放疗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一般二次放疗，患者有更大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张俪父亲是在同步放化疗之后出现复发转移，这意味着此前的治疗方案可能已经出现耐药。“‘局部放疗、调整化疗方案’仍然可以成为选择。但在有新的药物出现时，医生和患者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对于患者及家属面对“临床试验”的不安，曹国春教授总是希望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临床试验不是把患者当成小白鼠一样去对待。”
他强调，临床研究需经伦理委员会严格审查，对照组通常采用现有标准治疗，而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安慰剂。这意味着，即便患者进入临床研究的对照组，患者也不会被放弃，而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治疗路径继续接受治疗。“临床研究的真正目的，是验证新药是否优于现有的标准治疗。”
入组后，张俪感知到了父亲的变化，“开始吃得下饭了，什么都能吃，就是一顿不能吃太多”。
有时，她早上给父亲准备一碗粥，临近中午就下点面条，再加一个鸡蛋；一天至少三顿，状态好时吃四顿，“今天这一顿喝鱼汤，下一顿就换一些蔬菜”。
随着治疗的进行和在张俪的悉心调养下，父亲的体重慢慢恢复到了115斤。对于一个经历过吞咽困难、疼痛和疾病进展的晚期食管鳞癌患者来说，这是此前难以想象的。
张俪父亲参与的，是全球首个获批的EGFR×HER3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ADC）针对食管鳞癌的Ⅲ期临床研究，曹国春教授也是该研究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曹国春教授。（图/受访者提供）
在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这项研究以口头报告形式发布，取得了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的双阳性结果。对于一项针对食管鳞癌后线治疗的研究而言，这样的亮相本身就意味着临床证据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曹国春教授直言：“它的出现，为长期缺少有效后线治疗选择的食管癌患者，打开了一个新的治疗窗口。”
从张俪父亲的视角看，这个“窗口”并不是抽象的医学概念。它意味着，当放化疗之后疾病再次转移，当止疼药只能暂时缓解疼痛，当再次放疗也面临风险时，患者手中终于多出了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来自中国创新药企百利天恒。2026年7月1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百利天恒自主研发的双抗ADC药物，用于治疗既往经PD-1/PD-L1单抗联合含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成人患者。
而就在一个月前，该药物已获批用于复发性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后线治疗。其也是2026年上半年仅有的4个获批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肿瘤治疗创新药之一。
同时，其在三阴性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个瘤种中的研究也在推进，未来随着更多临床数据和真实世界应用经验的积累，有望覆盖更广泛的治疗场景。
作为全球首个在食管鳞癌领域取得双阳结果的双抗ADC药物[3]，它由中国自主研发、国内团队主导临床，中国患者因此成为全球首批从这一创新疗法中获益的人群。
张俪父亲，正是其中一位“幸运者”。 而这份幸运，并非偶然——它正悄然连接着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脉动。
03：一个患者的幸运，与一个时代的进步
“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赶上好的时代，让临床上最棘手的患者有更好的救治方法。”曹国春教授说。
过去，一线治疗之后再次进展的患者“很绝望”，医生往往只能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在既有治疗方案中拼凑可能的选择。如今，随着新的治疗方案获批，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癌二线治疗终于有了明确的新选择。他提到，“这不仅仅是多了一种药，更是终结了‘无药可用、凭经验用药’的被动局面”。
而这重变化之外，还藏着另一重更深的回响。
长期以来，创新药物的研发与上市由欧美主导，但食管鳞癌这类高度地域性的癌种，情况更为特殊。
“鳞癌高发于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欧美病例较少，研究投入有限，多年没有突破性方案。”曹国春教授指出，“面对最迫切的临床需求，解决这部分患者的困境，是我们中国医者需要承担的使命。”
而这一使命，正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逐步兑现。他观察到，一批最新的创新药正从中国率先起步。
此次获批的双抗ADC正是其中的代表。其研发企业百利天恒已走过了30个年头——从仿制药起步，到全面转向自主研发，再到用12年的时间，推动全球首个双抗ADC从立项走到获批。这不仅是一家中国药企的成功转型之路，也是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崛起的缩影。
“从中国起步，在中国上市，再走向世界，惠及全球患者。”这也正是曹国春教授所期待的方向。
不过，药物为晚期患者打开新的窗口，并不意味着食管癌的治疗就应该止步于晚期。曹国春教授更希望的是，让患者尽可能不必走到晚期，或者说，让疾病更早被发现。
食管癌在中国的分布同样呈现显著的地域聚集性，太行山脉周边为高发核心地带，涵盖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份，安徽、江苏、四川等地亦属于高发区域[4]。
面对这一现状，曹国春教授也在持续进行科普。吸烟、饮酒、长期食用腌制食品，以及喜欢吃过烫的食物、喝过烫的茶——这些地区看似寻常的生活习惯，恰恰是食管最害怕的“慢性伤害”。
同时，其也在努力推动早诊早治。“像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早期癌前病变，内镜下做个黏膜下切除就能解决，基本不会拖到晚期。”他说，“早诊率上去了，五年生存率自然就上来了。”
曹国春教授期待，未来更多患者能在疾病真正发生前就得到监测和干预。更长远的目标，是让食管癌患者像部分肺癌、乳腺癌患者一样，在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后进入长期管理，“让预后得到更好的改善”。
现在，张俪常对父亲说：“心态要好，该吃吃，该看病看病，该休息休息。”
她还记得确诊时，第一个医生“一年不到”的结论像一块石头砸下来。如今，两年过去了，父亲还在继续治疗，也还在过自己的日子。
父亲重新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轨道——自己做饭、洗衣，偶尔出门散步，有人忍不住问张俪：“你爸生病了吗？看着像没病一样。”张俪就笑。
精神好起来了后，父亲一有空就从市里骑四五十分钟电动车回老房子，去“看鸟” ——其实就是看生病前家里养的鸡鸭鹅。住两天，再骑回来。
张俪知道，父亲的治疗还没有结束。对于晚期食管鳞癌患者而言，与疾病共存仍是一场漫长的跋涉。
但至少，他们重新拥有了时间。
时间，正以最朴素的方式，重新回到生活之中——在清晨的步伐里，在傍晚的鸡鸣鸭叫里，在那辆电动车往返城乡的路上，静静流淌。
*文中张俪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众号
参考资料：
1. Liang H, Fan JH, Qiao YL. Epidemiology, etiology, and prevention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China. Cancer Biol Med. 2017.
2.郑渊杰,滕熠,何思怡,等.2022年全球及中国食管癌流行病学特征.中国肿瘤, 2025.
3.新华社客户端.百利天恒7项成果亮相ASCO三阴性乳腺癌成果入选大会LBA环节.2026-06-0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食管癌诊疗规范（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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