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大变量的差价补贴额度底气不足
处于对“理性经纪人”的担心，政策会有意无意地设定一个最高补贴限度。我们在前文提到，目标价格政策中有三个可变因素，一般情况下，目标价格会提前固定，如果把差价补贴金额也固定，自然变量中的“市场价格”也会固定下来，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化价格了。最终必然导致政策从一个死胡同钻进另一个死胡同。其实我们简单地用”Z=X+Y”公式分析，不论X、Y，还是Z，只要两个确定，第三个变量自然就确定了。
政府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支持、直接支付以及其他形式的保护，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的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这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WTO农业协议不赞同“黄箱政策”。我国已加入了WTO，“黄箱政策”受到限制。对于新疆地方轧花厂，尤其是兵团而言，简单地对补贴额度设限，将给籽棉加工成皮棉的销售自动设置了对应的销售价格，否则低于这个价格销售，亏损将不可避免。因此，兵团作为经营特殊主体，国家的确需要想办法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补偿。
担心新政策实施会令临储政策的负面效应扩大
从国家层面来讲，最应该做的是暂时将目前1300多万吨国储棉的持仓成本与损失搁置一边，摒弃“持仓成本”的概念，单纯围绕棉花政策市场化、行业健康稳定发展设计政策。这个持仓成本乍听数目不小，但和能够换来我国棉花产业稳定健康发展相比，就算损失一些，也会是值得的。我们的建议是，在制定出台这个政策时，决策层必须学会算大账，而不能固守原来的老思想，被小账困扰，跳不出这个怪圈。
新疆地方轧花厂，或者说兵团，作为特殊地域与体制下的企业，重要性有目共睹。但从中国长远发展看，依靠体制或者政策，躺在国家怀抱里去挣钱变得日益困难，他们也应该接受市场化的现实。国家可以通过特殊补贴、每年账务核销等方式来进行过渡性的政策支持。这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另外，政策制定的参与方，包括中储棉、交易市场等，同样是利益相关方，在建言政策时，一定要站在国家整体利益角度，站在保护种植者的角度，站在棉花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否则市场化进程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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