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旅基金如何投资游戏和影视的结构思考

作者: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经理 刘君唯

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公开报道,成都高新区已引育游戏动漫、网络视听等文化科技企业6000余家,2024年162家规上企业实现营收1141亿元,同比增长25.2%;成都高新区游戏电竞产业规模超600亿元,《王者荣耀》《九州仙剑传》等“四川造”游戏相继突破100亿元流水大关,产业综合排名居全国第五位。从全市层面看,2024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511.3亿元,文创产业增加值达2876亿元,占GDP比重首次突破11%,数字文创核心产业营收达3819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上述数据客观反映,游戏和影视产业在成都乃至四川全省已具备相当规模和增长势能,是文旅商贸基金投向“文化内容、文化生产工具、文化衍生品”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产业规模形成反差的是,政府引导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进入该领域的案例相对有限。因此本文将从政府引导基金的视角,分析游戏和影视领域股权投资的痛点,设计四种交易结构并进行对比,为基金实际运作提供参考。

一、游戏和影视投资难的痛点和改善措施

(一)股权投资的主要痛点

从过去五年的实践看,省级及市级政府引导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进入影视、动漫、游戏企业的案例较少。目前可公开查证的典型案例仅有两例:一是2020年11月成都高新创投以1.72亿元入股游戏企业星邦互娱,持股约9.3%;二是2022年8月四川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3000万元入股动漫IP运营企业星阅辰石,持股约2.86%。影视制作公司领域,暂未发现政府引导基金以股权形式直接投资的公开案例。

案例偏少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单个项目风险高、生命周期短,不符合传统股权投资逻辑。影视项目以单部影片为核算单位,票房不确定性极大;游戏项目依赖单一产品表现,生命周期通常为2至5年。股权投资通常要求被投企业有持续经营能力和可预期的长期成长,而影视游戏企业的业绩往往随单个项目波动,稳定性不足。

第二,轻资产特征明显,估值和风控难度大。影视游戏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人才团队和知识产权(IP),缺乏可抵押的固定资产,传统尽调方法和估值模型难以适用。一旦核心团队流失或IP授权出现争议,企业价值可能大幅缩水。

第三,退出渠道相对狭窄。影视和游戏企业的IPO审核较为严格,A股上市案例有限;港股上市需搭建红筹或VIE架构,程序复杂;并购退出市场虽有腾讯、字节、光线等头部买方,但整体流动性仍弱于科技和传统消费行业。

第四,政府引导基金的合规要求与行业特性存在张力。政府引导基金不得从事委托贷款、不得名股实债、不得提供担保,而影视游戏行业常见的“保底发行”“固定回报”等安排,与政府性基金的合规要求存在冲突。

(二)改善路径:合同制出资(联合出品)

针对上述痛点,市场实践中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出资方式——以“联合出品”为核心的合同制出资。具体而言,投资方不追求被投企业的股权,而是以联合出品方的身份,针对单个影视或游戏项目,按合同约定的比例出资,享有相应的著作权份额、署名权和收益分配权。

合同制出资的优点在于:一是灵活度高,可针对单个项目独立决策、独立核算,不需要长期持有企业股权;二是市场接受度高,联合出品是影视游戏行业的标准操作模式,制作方和发行方对此熟悉且欢迎;三是风险隔离效果好,单个项目的亏损不会波及投资方的其他资产;四是退出清晰,项目上映或上线后按合同约定分账,项目结束即完成退出,不存在股权退出难的问题。

合同制出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不持有企业股权,难以深度参与企业治理,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和IP运营的影响力有限;二是收益与单个项目表现直接挂钩,项目结束即完成退出,难以形成对企业的持续支持和长期陪伴;三是对项目筛选和投后管理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投资方具备影视游戏行业的判断能力和项目管控能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局限性并不构成政府引导基金采用合同制出资模式的实质性障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1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6〕24号)精神,政府投资基金的核心定位是“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发展“耐心资本”,其首要目标是政策目标的实现,而非单纯追求财务回报。24号文明确提出“鼓励各级政府建立出资让利机制”,并要求“以基金整体生命周期作为考核评价周期,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评价依据”。因此,合同制出资模式下收益上限的问题,可通过政府出资让利机制予以化解。政府引导基金可在收回本金后,将超额收益让渡给其他社会资本LP和管理团队,以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效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影视游戏领域。

综合来看,合同制出资是政府引导基金进入影视游戏领域的一种务实选择,其核心价值在于:以灵活的项目化运作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影视游戏项目投资,培育本土创作团队和IP运营能力,支持产业生态建设。在具体运作中,应坚持“政策目标优先、财务目标次之”的原则,充分利用24号文赋予的政策空间:一是建立出资让利机制,政府出资部分可约定优先收回本金后,将超额收益让渡给其他LP和管理团队,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二是用好容亏机制,24号文明确“允许单个企业(项目)最高100%亏损”,对符合条件的投资损失免予追责,为基金投资高风险的影视游戏项目提供容错空间;三是完善退出机制,在合伙协议中明确退出方式及条件,确保政府出资在实现政策目标后能够安全退出,收回的资金优先用于基金滚动发展;四是加强绩效管理,以基金整体生命周期为评价周期,重点考核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不以单个项目盈亏论英雄。

在此基础上,将股权投资与合同制出资结合使用,是更优的解决方案:通过股权投资绑定核心平台型企业,分享企业长期成长和IP增值收益;通过合同制出资灵活参与具体项目,分散风险、扩大覆盖面。两种方式协同发力,既能实现政府引导基金“引导、培育、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又能在保证资金安全退出的前提下,通过让利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收益让利”的良性循环。

二、交易结构设计

在设计具体交易结构之前,需首先明确政府投资基金的层级限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1号),政府投资基金原则上不超过母子基金两层结构,子基金原则上以直投项目方式进行投资,不得再下设投资载体。因此,若本文所称“引导基金”系指由母基金出资设立的子基金,则该子基金不得再投资于有限合伙制SPV基金,否则构成多层嵌套,违反监管要求。

基于上述约束,本文设计了四种交易结构,供基金根据自身层级、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选择或组合使用。需特别说明的是,下文所称“子基金”,系指未来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拟设立的、聚焦特定产业方向(如影视或游戏产业)的专项投资子基金,目前尚未实际设立。本文现阶段仅就该类子基金的投资架构和运作框架进行探讨,不涉及具体设立事宜。

(一)方案一:子基金直接股权投资影视游戏公司

方案一的基本路径为:母基金出资设立子基金,子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影视制作公司、游戏研发公司或动漫IP运营公司,持有其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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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的架构图)

在该架构下,子基金是被投企业的直接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和优先认购权等。退出方式包括被投企业IPO、并购、股权转让和原股东回购等。

方案一属于政府引导基金的标准运作模式,合规风险低,审批流程顺畅。适用于投资标的为成熟的、有持续经营能力的影视游戏企业,且企业股权结构清晰、财务规范、具有明确的上市或并购预期。

(二)方案二:子基金直接投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以合同制方式出资项目

方案二的基本路径为:母基金出资设立子基金,子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一家新设立或已存续的项目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项目公司股权;项目公司再以“联合出品”等合同制出资方式,投资于具体的影视或游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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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的架构图)

该方案的核心在于:项目公司不是纯投资壳,而是定位为平台型内容出品公司或内容孵化平台,具备真实经营实质。具体而言:一是持有原创或改编IP,开展IP运营和跨媒介开发;二是拥有核心创作和管理团队,包括制片人、IP运营、财务管理等人员;三是签订并实际履行制作合同、发行合同和IP授权合同;四是取得出品分账、IP授权、制作服务等实际经营收入。项目公司以联合出品方式参与单个项目,是其正常经营行为,而非对外财务投资。

因此,在本结构下,子基金以股权形式投资项目公司(属于直投项目,不构成多层嵌套),项目公司再以合同制方式对外参与或投资具体项目。

方案二的优势在于:一是通过项目公司隔离单个项目风险,避免单个项目失败直接波及子基金和上层政府基金;二是项目公司可在单个项目层面独立引入联合出品方、宣发公司等合作方,实现项目层面的联合融资,不稀释子基金在项目公司的股权;三是项目公司可将税后利润留存用于再投资,递延上层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四是项目公司作为平台型企业,具备独立IPO或被并购的可能性,退出路径更为多元。

方案二适用于政府基金希望参与多个影视游戏项目、分散风险,同时又希望保留股权增值机会的场景。

(三)方案三:子基金联合其他出资人直接以联合出品方式投资项目

方案三的基本路径为:子基金不设立任何中间载体,直接以联合出品方的身份,与其他社会资本(如影视投资机构、宣发公司、产业资本等)共同出资,投资于具体的影视或游戏项目,按合同约定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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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的架构图)

在该架构下,子基金直接作为联合出品方参与单个项目,项目上映或上线后按合同约定分账,项目结束即完成退出。各方在项目层面联合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方案三的优势在于:一是结构最简单,不涉及任何中间载体,完全不存在多层嵌套问题;二是灵活度最高,可针对单个项目独立决策、独立核算;三是市场接受度高,联合出品是影视游戏行业的标准操作模式。

方案三的局限性在于:一是缺乏风险隔离载体,单个项目的风险直接传导至子基金层面;二是子基金需要直接管理多个项目,管理成本较高;三是不持有任何企业股权,无法分享企业长期成长和IP增值收益。

方案三适用于子基金希望短期参与单个优质项目、不追求长期股权增值且项目风险可控的场景。但按照目前管委会的相关规定,非股权投资情形可能在审批环节被否决。

(四)方案四:母基金直接出资设立专项SPV基金

方案四的基本路径为:由母基金联合其他出资人,直接出资设立专项SPV基金(有限合伙制),该SPV基金本身即为子基金层面的载体;SPV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再以合同制出资方式投资于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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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的架构图)

该方案的核心在于:SPV基金由母基金直接出资设立,不经过已有的子基金,因此基金层级仍为“母基金+SPV基金”两层结构,符合监管要求。SPV基金再直接投资项目公司,不属于多层嵌套。

方案四的优势在于:一是可以为影视游戏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实现专业化管理;二是SPV基金可以灵活引入社会资本,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效应;三是保留了方案二的全部优势,包括风险隔离、个税递延、退出多元等。

方案四的局限性在于:一是需要新设基金,审批流程较长,设立成本较高;二是原有的子基金(如文旅商贸基金)无法直接参与,只能由母基金层面出资;三是如果母基金已经出资设立了多只子基金,再新设专项基金可能存在重复设立的问题(24号文规定“同一政府原则上不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

方案四适用于母基金层面希望针对影视游戏领域设立专项基金且已有子基金不适合直接参与的场景。

(五)综合对比

对比维度方案一:子基金直投公司股权方案二:子基金投项目公司(推荐)方案三:子基金联合出品直投项目方案四:母基金设立专项SPV基金
基金层级两层(母基金+子基金)两层(母基金+子基金)两层(母基金+子基金)两层(母基金+SPV基金)
合规风险低,标准直投模式中低,需确保项目公司有真实经营实质低,无中间载体中,需新设基金并避免重复设立
多层嵌套风险无无(项目公司为被投企业非基金)无无(SPV基金本身即子基金)
风险隔离一般,被投企业风险直接传导至基金好,项目公司隔离单个项目风险差,项目风险直接传导至子基金好,SPV基金+项目公司双重隔离
投资灵活性中,仅能做股权投资高,可股权投资+合同制出资最高,纯项目化运作高,可股权投资+合同制出资
个税递延无,有限合伙先分后税有,项目公司留存利润可递延无,项目分账即缴税有,项目公司留存利润可递延
退出路径标准(IPO、并购、回购)多元(项目公司IPO/并购/清算+项目收益回流)单一(项目结束即退出)多元(同方案二)
管理成本中,标准基金管理成本较高,多一层项目公司需独立运营高,需直接管理多个项目高,新设基金+项目公司两层管理

三、交易结构可行性与对比分析

(一)合规性分析

方案一属于政府引导基金的标准运作模式——子基金直接投资项目企业股权,完全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子基金原则上以直投项目方式进行投资”的要求,合规风险低,审批流程顺畅。

方案二的合规性关键在于项目公司的定性。如果项目公司被认定为真实经营实体(有IP、有团队、有合同、有收入),则子基金投资项目公司属于直投项目,项目公司对单个项目的合同制出资属于其正常经营行为,整个架构不违反层级限制。反之,如果项目公司无实际经营、仅作为资金通道对外投资,则可能被认定为“子基金下设投资载体”,构成多层嵌套,违反监管要求。

因此,方案二必须确保项目公司具备真实经营实质,建议对外投资(含合同制出资)占项目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50%,主营业务定位为内容出品和IP运营。同时,项目公司对单个项目的出资必须采用联合出品合同形式,享有著作权和署名权,共担风险,不得设置保本保收益、固定回报或到期回购等条款,避免被认定为委托贷款或名股实债。

方案三不设立任何中间载体,子基金直接以联合出品方身份参与项目,不存在多层嵌套问题。但需注意:联合出品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共担风险,不得设置保本保收益条款,否则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关系。同时,建议在合同中保留著作权份额(可委托主控方代持),以确保投资性质的认定。

方案四的合规性关键在于避免重复设立基金。根据24号文“同一政府原则上不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的要求,如果母基金已在文化旅游领域出资设立了子基金(如文旅商贸基金),再新设影视游戏专项基金可能被认定为重复设立。建议在设立前与财政部门、发改部门充分沟通,论证新设基金的必要性和差异化定位。

(二)税务对比

四种方案在企业所得税层面基本一致:被投企业或项目公司的经营利润均按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可享受西部大开发15%优惠税率(成都地区)、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或小型微利企业5%优惠税率。

四种方案的核心税务差异在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时点。方案一和方案三中,子基金为有限合伙制,适用“先分后税”原则——基金当年实现的利润,无论是否实际分配给合伙人,合伙人均需在当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即使资金仍留在基金中用于再投资,合伙人也需要先行筹措资金缴税。

方案二和方案四中,项目公司为公司制主体,其税后利润在未实际分红前,不触发上层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项目公司可将税后利润留存,用于投资下一个项目,实现利润的滚动积累和复利效应。直到项目公司最终清算或子基金转让项目公司股权时,才一次性触发个人所得税。这种递延纳税效应在长期投资中价值显著,按年化8%的资金成本估算,递延5年的个税现值约为即时纳税的68%。

(三)风险隔离与退出对比

在风险隔离方面,方案二和方案四优于方案一和方案三。方案二和方案四通过项目公司这一独立法人主体,将单个影视游戏项目的风险(如票房不及预期、超支、版权纠纷、对赌赔偿等)锁定在项目公司层面,不直接波及子基金和上层政府基金的其他资产。方案一中,子基金直接持有被投企业股权,被投企业的经营风险直接传导至基金层面。方案三中,子基金直接参与项目,项目风险直接传导至子基金,缺乏任何隔离载体。

在退出路径方面,方案二和方案四更为多元。方案一的退出依赖于被投企业的IPO、并购或原股东回购,而影视游戏企业IPO难度较大,并购市场流动性有限。方案三的退出最为单一,项目结束即完成退出,不存在其他退出方式。方案二和方案四除上述退出方式外,还可通过项目公司清算分配、项目层面收益持续回流等方式实现退出,此外,子基金所持项目公司股权也可通过S基金(二手份额转让)实现退出,且项目公司作为平台型企业的估值逻辑更为清晰,对产业买方的吸引力更强。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四种交易结构各有适用场景,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政府引导基金应根据自身层级、投资标的的特征、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选择合适的架构,或将多种架构组合使用。

对于成熟的、有持续经营能力和明确退出预期的影视游戏企业,建议采用方案一,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进入,分享企业长期成长价值。对于希望参与多个项目、分散风险、同时保留平台增值机会的场景,建议采用方案二,通过项目公司这一平台型主体,将股权投资的长期收益与合同制出资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这是本文推荐的核心方案。对于短期参与单个优质项目、不追求长期股权增值的场景,建议采用方案三,直接以联合出品方式参与,结构最简单、灵活度最高。对于母基金层面希望设立专项基金且已有子基金不适合直接参与的场景,可考虑方案四,但需充分论证新设基金的必要性,避免重复设立。

在采用方案二时,必须牢牢把握三条核心底线:一是经营实质线,项目公司必须持有IP、拥有团队、签订真实合同、取得实际收入,对外投资占比不超过50%,确保不被认定为投资壳;二是合同性质线,项目公司对单个项目的出资必须采用联合出品合同,享有著作权和署名权,共担风险,不得设置保本保收益条款,避免被认定为借贷或名股实债;三是治理合规线,子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应通过基金行使股东权利,不得直接干预项目公司经营,避免丧失有限责任保护。

从四川省的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看,成都拥有6000余家数字文创企业、3819亿元数字文创核心产业营收、完整的动漫游戏产业链,以及“1+4”数字文创政策体系和多只百亿级文创基金的资本支撑,为政府引导基金探索影视游戏领域的创新投资模式提供了良好条件。建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拥有核心团队、核心资源、有IP储备、有平台化发展潜力的本土企业作为项目公司载体,以方案二为核心架构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影视游戏产业的四川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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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5月,跨境券商行业迎来史上最严监管整治浪潮。证监会联合多部门对头部互联网跨境券商开出重磅罚单,明确存量用户两年清退、增量全面禁止的监管要求,彻底终结了内地投资者通过互联网券商便捷投资美港股的时代。 长期以来,依托线上便捷开户、低手续费、标的丰富的优势,互联网券商成为内地散户布局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但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交易模式暗藏合规、资金、风控多重隐患。 随着监管闭环全面收紧,原有灰色通道逐步封堵,市场核心疑问随之而来:普通投资者想要布局美港股,当下还有哪些合规可行的投资路径? 监管层层收紧:跨境券商整治并非突发,多年拉锯彻底落幕 此次重磅监管处罚并非临时举措,而是监管部门历时数年、层层递进的整治结果,每一轮政策落地都在收紧跨境炒股的灰色空间,彻底打破市场侥幸心理。 整治的起点可追溯至2022年12月30日,证监会率先出台监管规则,明确要求互联网券商“遏制增量、化解存量”,正式叫停无海外身份的中国大陆公民新开户。彼时监管预留了市场缓冲口子:持有新加坡星展银行(DBS)等海外银行账户的内地用户,仍可通过国内互联网券商开户交易。这一规则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内监管仅能管辖本土起家的互联网券商,无法直接约束新加坡、香港等境外金融机构,通过预留合规口子,既封堵无序增量,也引导行业合规竞争。 但政策落地后出现明显市场乱象。由于各大券商之间信息不通、核验宽松,部分机构甚至协助用户伪造存量资质证明,违规新增用户的现象屡禁不止。2023年疫情解封后,内地投资者跨境投资需求集中爆发,互联网券商用户量再度暴涨,监管漏洞持续放大。 为遏制乱象,2023年5月监管开启第二轮整治,全面下架国内区IOS、安卓平台的互联网券商APP。但此次整治仅关停应用下载渠道,并未触及核心交易环节,用户可通过海外应用商店下载、境外网络环境继续交易,叠加海外银行卡开户渠道未被封堵,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跨境交易热度依旧…

    202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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